摘要：[110]此外，穆法也揭示了评注法学家所使用的（渗透着罗马法理性的）规则（regulae）之本质，高度称赞巴尔多鲁和巴尔杜斯俩人在形成（适合用来概括罗马法渊源中蕴涵的法律原则之）惯用语上的创造力，说他们很简洁地提炼出法律中所发现的词语之丰富内涵，以至于其他人不可能再以比他们的阐述或概括更简明、更朴实的方式去发现任何东西。 ...
[25]有关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概念，See Aristotle，Supra note 17，at 4.中文翻译见亚里士多德，见前注[17]，页246。
[57]据说，在学期间，拉维尼的雅各因与阿库修斯的大儿子弗朗西斯科（Franciscus Accursii，1225—1293）在奥尔良（当时弗朗西斯科作为波伦亚大学教授在奥尔良担任客座教授）论辩、使后者哑口无言而一举成名，[58]直接在奥尔良担任教席，一直到1280年左右，后放弃教职而担任图勒（Toul）的副主祭，1289年被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1227—1292）任命为凡尔登（Verdun）教区主教，在1296年前往罗马途中，卒于意大利的费伦蒂诺（Ferentino，萨维尼说是佛罗伦萨）。事实上，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从12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且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科学进化的整个历史。
而提出相反的要求：当法律与事实发生冲突时，法律必须做到与事实相符，[83]由此推动了法学论证技术（推释技术）的改进。如美国哲学史家梯利（Frank Thilly，1865—1934）所言：在我们所叙述的时期，一个新的世界开始展开于西方基督教界的面前，重新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研究。③相对谓词圆盘（Circulus Praedicatorum respectivorum）：差异，一致，对立，秩序，公平，不公平，形象，符号，关系。同时他也研究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发展了主观罪责说，揭示出主观构成要件特征，[98]因而被德国著名法律史家赫尔曼·坎托洛维奇（Hermann Kantorowicz，1877—1940）称赞为古代意大利最伟大的刑法学家。[120]结合诺伯特·霍恩教授的看法，我们简要地将评注法学派对于中世纪法学和制度成长所作出的贡献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在注释方法上，评论法学派通过穆法在《论法学研究的方法》中所描述的预读、分解、综括、案例解释、正式审读、说明原因、考辨、辩诘等八个操作步骤，通过区别（distinctio）和扩充（amplificatio）和限定（limitatio）等论证技术来建构所解释的文本的意义体系。
[146]当时，教皇约翰二十一世听说异端宗教思想已经在神学学术界中蔓延，于是在1277年1月18号委托主教唐比埃审查到底什么地方、什么人在散布这些错误思想。[144] 五、评注法学派之方法与理论所遭遇的危机我们应当看到，评注法学派像他们之前的（波伦亚）注释法学派一样，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方法上均存在历史所赋予他们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其中潜藏着自身不可克服的深层危机。既然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反思，它就必定要从最根本处着眼。
如果以数学的方式来说，生活目的不是无穷集中的最大数，而是无穷集这一整体概念本身的性质。显然，这种为社会而不是为人的生活的思考在本质上是反人的。一个具体行为目的只是它的目标，一个目标总是可以有结局的，除非缺乏机会和条件，但在理论上我们不难设想所有的目标都是能够达到的。无论是人的法律生活的价值改造还是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都是、也不能不是首先以对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即公正的生活层面或者说现实层面的具体内涵的诉求为基本前提和实际内容的。
[17]同样，我认为，法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在本质上就既是批判的又是创造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如果足够有效，它就必须有足够复杂的机制和足够稳定的运行程序，于是，社会就不仅要为生活服务而且还要为自身服务，要管理、维护自身，可以说，社会不仅要充当生活的保险业而且要充当自身的保险业，这两种责任难免是矛盾的。
这个基本判断所表征的也就是，法哲学乃是本于生活立场并在生活之中对法律生活的理解与创造。法哲学所从事的始终只是关于以生活目的为基础和旨趣的在思想上建构人们的理想法律生活及其相应的理想的法律图景的可能的思想过程或者思维方式。可以说，生活目的不是某种结局而是生活本身那种具有无限容纳力的意义。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所指出的：不管是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而这种精神需求的存在，乃是由于人类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
[8]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人在现实中生活，又在希望、期待、向往的理想追求中生活。于是，与哲学一样，法哲学对公正这个根本的法理念或者法哲学的前提的基本内涵的寻求（批判性反思）就只能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之中，它就不能不一再地从事这同样的努力——但确切地说其所处理的或者说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的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反思和批判的具体的方式也很可能发生改变。[18]]在这里，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创造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的各种可能的理想生活的思想方式与思维路径。
换一句话说，真实的人的生活也就是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8] 人的这种超越本性在法哲学中当然也就体现为在对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中实现对人们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以及理想的法律图景的思想创造。
因为人的行为当然是为了构成某种生活。例如，极端的社会激进主义和庸俗的公民社会都是人类生活的大灾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得生活屈从于一种并且仅仅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趣味和价值。
于是，在对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中，就有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同时进行和同时完成：一是依据人的生活的真正目的而对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的公正的真实内涵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建构。但仅就单纯地获得秩序而言，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强力控制从妨碍一部分人的生活而获得，并不一定非得需要法律这种东西。[4]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1] 法哲学对于人的法律生活的观照，就是在对人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法律生活的理解——这却首先必须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基础上，对理想的法律生活的观念创造或者观念型构。生活是一种自身具有目的性的存在方式，这种目的性就是生活本身的意义。而由这种‘大我与‘小我的矛盾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提出了具有更为迫近的人类生存意义的政治理想问题、社会制度问题、法律规范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价值观念问题以及人类未来问题。
二、法律生活的现实理解 真实的人的生活本身同时也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这就是真实的人的社会，真实的人的生活当然包括法律生活也就一样是在这个社会之中的。生活既然是人的必然的创造并因此而成就为人，为创造这生活或者说型塑其为人的那所有的要素本身也就构成为了人的生活的部分或者说人的生活的侧面。
社会只是生活的必要手段，生活本身的质量才是生活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努力的唯一的任务其实就只是剩下了对其可行性（因为其可欲性已经解决）的论证，以求得在实践（主要是立法和司法）中的被运用，直到这些法律真理在实践中出现了错误或者失败而受到修正或者被抛弃。
而本意性的目的在生活中是永远不会有结局的，它只能在生活中体现而不能最终达到。赵汀阳说：公正(或称正义)措施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之间的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是为了保证每个人有条件创造幸福生活。
[11]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而在这种对法律真理的价值改造当中，法哲学又始终是以人的生活为最终目的、以人的法律生活的最终根据和理由即公正为根本性的标准和尺度，乃是这一任务的根本性要求，这种价值改造在人的法律生活的理想型塑的全过程中始终不曾间断，也不能有所间断。所以，这些法律真理本身也必须受到进一步的以人的生活为目的、以获得建构理想的法律生活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实践为内容的批判性的怀疑与反思。在这里，公正乃是人们的法律生活的基本的也是理想性的最高的诉求，但从人们的生活目的本身来看，它又只能是人们的追求获得和维护符合其生活目的的本性的生活的条件——在文明生活还是其必备的条件，所以，在法哲学的视野范围之内，即使是人们的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想的法律图景在表面上构成了自成目的的人们法律生活的最高境界，它也不能成为人们的生活及其目的本身而只能是其支撑与保障条件。
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种恰当的社会观点必须是生活观点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同样是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
二是无论真实的人还是这些真实的人选择或者创造的法律，都是真实的人的真实的生活活动。消解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生活中除了创造幸福的行动还有着追求利益的行为，只要人需要利益就会有冲突。
既是人在生活中对法律的最基本的初级诉求，也是人在生活中对法律的最高的诉求。伦理学与愤怒、逆反、孤立、绝望等激进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情绪无关。
而这样的人的理想法律生活的理想法律图景显然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它为制度层面的法律模式的建构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性的选择可能。而法哲学当然也同样是创造在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的各种可能的理想法律生活及其理想的法律图景的思想方式与思维路径。可是就社会本身的倾向而言，社会性的机制要求却总是倾向于违背生活本性，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机制越完善，生活的自由本性就越受到约束，当社会变成机器，生活就变成固定程序。但这种知识性的努力并没有达致法哲学的层面，这种努力的结果即获得的法律真理也并不能真正成为理想的法律生活以及理想的法律模式的观念建构的原点和实践建构的基本出发点。
[15]法哲学对法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以及对其进行的前提批判与反思的一般路径，乃是、也必须是把真实的人的法律生活现实作为入口与地基的。尽管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生变化（其实这个看法是可疑的），但社会与时代总是处在巨变之中（尤其是在当代的背景下），因此，对于公正这个根本的法理念或者法哲学的前提的基本内涵的寻求就不能不是循环往复地（批判性反思），这种循环往复谈不上是螺旋式上升，但却是时时（时代的意思）更新的，因为它所反映的乃是时代的精神，并因而成为思想中的时代。
而法哲学的这种思想努力的动力本身也就是来源于人的法律生活而不是来自于社会的需求或者压力。对于法律的这个理念的寻求与批判性的反思，即对在人的法律生活中人与法的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与批判性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型塑人的理想的法律生活图景的理论活动，就是法哲学。
[12] 正如在哲学上，作为其前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也是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并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一样[13]，法哲学对于法的统一性原理的寻求以及对其进行的前提批判与反思，实质上也是为人的法律生活的正当性提供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这个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既成为在人的法律生活领域反思和批判现实的法律生活并进行价值改造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又成为塑造理想的法律生活的理想法律图景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所谓公正实际上表现为利益的适当交换和分配。
